我最近認識了一位頗具企業家精神的女校長。數年前，她受命“拯救”一所長期受學生紀律渙散問題困擾的失敗學校。上任第一天，她關上門，要求老師們說出最搗蛋的學生。教師們列出了72人的姓名。她將所有的“搗亂分子”趕出課堂，稱她會在自己的辦公室分別與他們和家長單獨談話，然後才允許他們重返學校。接下來幾天，她與每一名學生會面。最後幾乎所有人都返回學校，完成學業。同時學校的風氣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特別有趣的一點是，她的驚人舉動違反了所有的規定。為了收拾爛攤子，她不得不無視制度。她的方法嚴厲、不正統，但效果奇佳。如今，學校的面貌大為好轉，這位校長也贏得了尊敬。
當然，完全藐視一切權威可能會冒牢獄之災。有時，獨立精神和犯罪僅有一線之隔。UC Berkeley Haas School of Business近期的一項研究顯示，許多成功的企業家都曾在青少年時期惹過麻煩。我便認識兩位曾被學校開除的億萬富翁。對於靠自身努力成功的人，與既有體制對抗——如大公司、政府、學校——幾乎再正常不過。自主意識是企業創始人的必需品，他們必須建造自己的構架，而不是套用別人的構架。
Craig Venter便是一個不斷抗拒外來控制的人，他既是一名科學家，也是一名企業家。他以推進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而聞名，成立過兩家公司：Celera Genomics和Synthetic Genomics。他說：「就我個人而言，反叛精神儘管有時會帶來挫折，卻令我的人生受益良多。」他曾與多名合作夥伴和機構不歡而散，但他的成就無可否認。他是一個典型體制外的開拓者，一個因為拒絕遵守框架而更富有創造力的孤軍奮戰者。
創新者需要挑戰既有秩序，不能只是循規蹈矩。創新或許能造成顛覆性的影響，但會造福社會。大公司會變得抗拒變革，而創新則與這種傾向相對抗。正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在《maxims for revolutionists》寫道：理性的人適應世界，不理性的人讓世界適應自己。因此，一切進步來自不理性的人。
我一直深信，出生排行是決定一個人能否成為企業家的因素之一。排行第一的孩子往往更自信，在學業上表現也最出色。他們可以成為一流、權威的領導者，能夠在等級制機構和層次結構分明的職業領域勝任高階工作。他們習慣於承擔責任、滿足期望、發號施令、獲得父母的特別關注。他們更能盡職盡責，更傾向於維持現狀。但我認為他們不太可能成為企業家，除非是經營家族企業。
排行之後的孩子往往享有更多自由。由於此時父母在養育子女方面開始鬆懈，他們能夠自由發展。相比之下，他們沒有成為完美子女的壓力。他們往往更富有創造力、更熱情、更敢於承擔風險，但學業較差。他們頭腦靈活、思想獨立，這些都是有助於自主創業的品質。他們可能對地位和階級興趣不大。通常，他們肩上承載的期望較輕——重擔往往在長子長女的身上。家庭中較年幼的孩子能夠自由追求刺激的生活。這都是有利於企業家的特徵。
但很多企業家也缺乏安全感。他們奮發向上，部分原因是為了得到表揚和關注。可能他們直到成人後還在呼喊：「爸爸、媽媽，看我！」大多數人幼年時不得不與通常年紀更大、思想更成熟的兄弟姐妹爭寵。
我對企業家進行的業餘研究表明，他們大多不是家中老大，這或許是因為企業家更喜歡無拘無束的工作，當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作為家裡的老三，我就總懷有這種感覺。當然，打破規則也是有限度的。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者無法成為企業家——他們的活力太富有破壞性。的確，成功的企業依賴完善的法律和財產所有權制度。但它也需要挑戰者。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Luke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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