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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曾經建議高等教育課程應該不分貧富、培養有自由天分的人才。受到傑佛遜的啟發，美國人期許高等教育能提升弱勢族群的機會，但它顯然令人失望了。

高等教育有兩組顧客：學生和政府。學生希望經由大學交朋友、培養心智和離家獨立。但更重要的是，改善經濟前景。

儘管成本上升，高教仍能達成一般人期望。「經濟學人」報導說，投資在四年大學教育，通常一個人一直工作到65歲都能維持每年15%的報酬率，而且這個數字從2000年以來都相當穩定。但是投報率持平不是因為大學畢業生表現出色，而是高中學歷者表現太差。平均投報率尚可，差距卻頗大。

根據薪資顧問公司Payscale的調查，大學畢業生的投報率從+22%至-21%，差異甚大。

政府則期許高等教育提供三樣東西：研究、人才和平等。

就研究而言，美國沒有問題。 Leiden大學以科學論文被引用做評比，2014年全世界前20名大學有19所為美國學府。

以人才而言，勢頭就不妙。1995年美國大學畢業生比率居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會員國第一名，現在卻落於其他七個國家之後。歐巴馬總統訂下目標：美國將在2020年前重回畢業率第一寶座，但是這個目標恐怕不易達成。

以平等而言，前景也黯淡。富人和窮人家庭的畢業率呈現分化現象。

以花費多寡來研判，或許就不會覺得訝異。哈佛大學前任校長Derek Bok說：「社區學院大約花1萬美元在每個學生身上，而哈佛可能超過10萬元。而我們的學生還比較容易教。」

學費在過去20年已幾乎增加一倍。學費高，代表負債上升。將近三分之一學生無力償還學生貸款，而且百分比仍在上升。即使破產，學生貸款也很少有被免除責任，因此一旦違約不還，會傷害學生的信用紀錄，日後申請購屋貸款都有困難，因此危害到人們的福利、也會拖累經濟增長。違約不還學生貸款的比率破天荒高，令人擔心聯邦政府的債務會益加嚴重。

在大部分市場，科技進步、加上競爭，會使價格下降、品質上升。但是科技革命使資訊產業大有進步，卻未能帶動高教事業變動。原因之一是，研究的影響容易衡量，教育的影響卻不易衡量。沒有可靠的全國標準衡量不同大學畢業生學到什麼、也沒有他們所得的資料，無法評估哪個大學的教學成果好。

大學是以研究為基礎核薪、不是視教授教了多少可用之才來核薪。而且學生也不介意買到什麼教育內容，他們買的是學位，主要是向雇主顯示「我擠破窄門、進了大學」。哈佛學位物以稀為貴。因此哈佛沒有誘因降低學費、或多招生；因為這牴觸物以稀為貴的律則。

這也說明為何美國的大學不能促進平等。人們不惜代價要為子女購買優勢，因此頂尖學府提高收費、取得更多資源，殿後的學校就搶不到資源。傑佛遜不問貧富、為社會公共利益培養人才的理想就被犧牲掉了。

今天的雇主也不關切大學提供什麼教育。西北大學教授里維拉訪問了120家律師事務所、投資銀行和管理顧問公司，發現他們擇人只重學校。如果申請人不是名校出身，根本不予考慮。除了名校文憑，人資部門不重成績、只重課外活動，最好是曲棍球、划船等團隊運動——這些都是富裕的白人男性喜愛的項目。

如果雇主不重視成績，學生也不會好學不倦。資料顯示，1920至60年代的學生每周花40小時上課唸書，現在已降到27小時。而學界重視研究，有些教授竟也放棄教學。這一來大學就與市場脫節，感受不到市場壓力。

過去五年，高中畢業生升學至大學的人數已在下降；經費匱乏的社區學院減招學生，而營利大學也受限少招未必夠格的學生。學者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似乎已經碰壁，亟需求變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