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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個世紀，我們為了取消進口關稅而歡呼，不到200年後，我們為了全球化而憤怒，開放經濟讓人焦慮，工作機會被剝奪了，好處被有權的人拿走了，但是《經濟學人》認為，封閉只會讓利益更加壟斷，全球化才能讓更多人共享成長。

1843年9月，《利物浦水星報》報導了利物浦的大型自由貿易集會；當時，新當選的議員布萊特（John Bright），用極具說服力的言語，強調取消進口關稅的優點，呼應著仍處初生階段的《經濟學人》；他的演說亦獲得了集會群眾的歡呼。

但在173年後，我們實在很難想像，西方政治人物能靠捍衛自由貿易獲得喝采。兩位美國總統候選人都不是自由貿易的捍衛者，德國雖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之一，本月稍早亦有數萬群眾上街示威，反對歐盟與美國的貿易協定。

開放經濟引發了民眾的焦慮，針對自由貿易而來反對聲浪，也只是焦慮的諸多表徵之一。

英國脫歐公投反映自由移民引發的疑慮；大企業因為利用海外天堂避稅遭受抨擊。這些批評有其合理之處，政府必須更努力協助那些因為開放而受苦的人；然而，改善全球化和扭轉全球化是極為不同的兩件事，認定全球化只對企業和富人有利，更是大錯特錯。

二戰之後，全球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主因之一即為全球貿易大增；出口帶動的成長和外國直接投資，讓數億中國民眾脫離貧窮，也讓愛爾蘭、南韓等經濟體得以脫胎換骨。

確實，新興市場的驚人轉變無法安撫西方選民。但在西方國家，自由貿易的總體利益仍舊無可辯駁；出口企業變得更有生產力，支付的薪資也高於僅服務國內市場的企業；美國有半數出口流向與美國簽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即使這些國家總計佔全球GDP不到1/10。

相反地，保護主義會傷害消費者，對勞工也沒有什麼好處。針對40個國家進行的研究顯示，如果跨國貿易終止，最富有的消費者會損失28%的購買力，但最貧窮的消費者會損失63%。

開放還有其他的利益。移民不但改善了自身生活，也對經濟有利；2000年之後移居英國的歐洲移民，是財政的淨貢獻者，在2001年至2011年間，為英國財政增加了超過200億英鎊的收入。

外國直接投資也能帶來競爭、科技、管理知識與工作機會。

這不是在否定自由貿易的缺陷。早在1840年代，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就知道，自由貿易有利大多數人，但仍舊會有人受害。

這些受害者獲得的協助實在太少，例如，美國製造業在1999至2011年間的就業機會淨損失，可能有1/5起因於中國的競爭，許多失業的人也找不到新工作。

我們必須更努力地處理這些負面影響。美國僅有0.1%的GDP用於重新訓練勞工、協助勞工找尋新工作的政策，為富有國家平均的1/6。移民方面，各國或許可以參考丹麥的作法，連結地方政府收入與新移民人數，以緩和學校、醫院和住宅承受的壓力。

許多人認為，強制簽署國遵循貿易協定的規範，是在傷害民主。不過，共同規範亦有機會強化國家自主性，例如，針對跨國企業稅務訂定共同規範，就能讓各國更能掌控自家財政。

這都是對保護主義和排外主義的合理回應，而最糟的答案，就是背棄全球化。支持開放性的理由，依然與《經濟學人》創立之時相同。

開放經濟的機會，比封閉經濟更多也更具多樣性；一般來說，有更多機會，同時也對民眾有利。

1840年代至今，自由貿易支持者一直相信，封閉經濟有利權力階級、傷害勞動階級；當時他們是對的，現在也仍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