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是每年年底的例行公事。對2013年和2014年的全球經濟來說,這可能也是必做之事。

過去一年裡,系統性風險下滑。歐洲為了穩定歐元區,在歐洲央行(ECB)和德國的領導下團結合作。中國完成領導階層接班,也建立較明確的政策方向,將打造公私部門平等競爭的環境,並擴大市場的「決定性」角色。德國選舉結果顯示將延續政策,但低成長和高失業情勢似乎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中國以外的新興經濟體去年因市場預期美國將緊縮貨幣政策,而遭遇短暫動盪。但這些國家正準備因應利率上漲,使成長出現轉型期的減緩。

美國去年的年成長率也上揚,失業率降低。民眾普遍厭惡兩極化又失能的國會,促使朝野達成跨黨派預算協議,降低了政治風險。現在要說這是趨勢還言之過早,但我們期待,務實和妥協將戰勝政治極端分子的道德正義。

展望未來,許多經濟體將逐漸修復資產負債表,走向平衡的成長模式,但這不代表將完全復甦。歐洲仍須推動改革,以降低單位勞動成本的差異、提高結構彈性。美國公部門投資持續低落,也阻礙成長潛力的完全發揮。

經濟學家費德斯坦近來提議的方向正確:以短期和中期財政刺激措施、結合多年的財政鞏固計畫,擴大公共投資。然而,美國朝野能否持續合作仍在未定之天,要推行多年改革的政治挑戰也很大。

我們可以謹慎樂觀看待未來,但許多先進和開發中國家的成長模式(2008年危機前後皆然)已大幅改變所得分配,財富流向頂端。這不但造成嚴重且日益加劇的所得分配不公,更導致經濟和社會流動減少、機會的不公平惡化,也嚴重威脅社會凝聚和政治穩定。

我們都知道這些趨勢的部分起因。例如美國降低勞動成本的科技,正使各產業的白領和藍領工作減少,使就業偏向非常態的人工或認知活動。非可貿易部門的中等所得家庭收入因而減少,可貿易部門的自動化和中等加值工作也流向開發中國家,導致就業成長停滯,另一方面,人均加值和平均所得卻迅速增加。

美國良莠不齊的教育制度(教育品質與鄰里所得水準相關、技能訓練不符雇主需求),是助長不公平惡化的第二個因素。這反映出公共投資不足和資訊差距:在產業結構快速變動時投資就業訓練就像瞎子摸象,也因為不清楚未來的需求,勞動市場無法達成均衡。

強大的科技和全球市場力量不會只影響單一國家,各地都遭遇相同問題,而各國市場彈性和社會政策選擇不同,也帶來不同結果。這些不利趨勢可追溯到約1980年。在此之前,戰後成長模式的收入平均值和中位數差異,都遠小於當前水準,但這股趨勢近期不太可能消失。

要改善所得分配不公,勢必會牽涉到直接干預市場(比如最低工資和貿易政策),或是改變政策誘因(仰賴失業保險、並透過稅務體系或直接提供服務來達成所得重分配)。因為機會仍和成長息息相關,當局的挑戰在於嘗試、並設計多管齊下的方針,以達成(或至少邁向)重分配的目標,同時儘可能降低對經濟結構彈性和效率的傷害,並且避免「欲速則不達」。

多數國家希望透過結合提供基本服務(例如教育、技能培訓和健保)、最低工資、累進所得稅率和房產稅(減緩高所得稅率的衝擊),來解決分配問題。部分國家則限制民眾所得和工資增幅,以恢復競爭力並提高潛在產值。

也有一些措施能保護可貿易產業免受外部競爭影響、或免於遭受匯率與資本帳管理等貿易條件改變的衝擊。

當然,國際協定限制使用這些措施,以確保全球經濟環境相對開放,以帶來龐大的整體效益,但各國當局仍面臨分配利益與成本的挑戰,所有措施都會影響經濟的效率和彈性。

2013年底,倡導社會與經濟公義的當代最偉大政治領袖曼德拉辭世。2014年後的全球經濟最大特徵,將是追求平等包容的永續成長模式。我們必須期望企業、勞工領袖、政府、教育當局和社會企業家攜手合作,一同推動這些重要課題。曼德拉的榜樣和慷慨精神應引領我們向前邁進。

Michael Sp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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