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學教授瑪格麗特奧巴哈(Margaret O’Mara)為紐約時報撰寫評論,她在「誰能挺過貿易戰?」(Who will survive the trade war?)一文提到,綜觀歷史的關稅戰中,大企業反而是受惠的一方。

文中指出,美國正進入關稅新時代。美國總統川普不急於解決與中國的貿易爭端,先前更堅持要對墨西哥徵收關稅,美國農民和企業試圖想辦法在關稅戰中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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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非前所未有的現象。對於美國歷史前半頁來說,高保護主義關稅是常態。即便如此,關稅也未按預期發揮功用,與其說是保護工人和農民,結果卻恰恰相反,大企業反而能從中受惠。

美國國會於178974日通過第一項實質性立法,對大多進口產品開徵5%關稅,其目的為保護葡萄酒和蠟燭等國內產品。關稅徵收的時間點為政府規模小且稅收幾乎為零,隨著內戰後國家實力增強,關稅的規模與範圍也不斷擴張。到了1912年,美國徵收關稅突破40%大關,接近聯邦政府收入的一半。

關稅並未創造鍍金時代的壟斷事業,但確實慫恿它們的崛起。強大的產業遊說國會尋求特殊待遇---「你漲關稅,那對我們企業的門檻就降低」,導致關稅制度對那些有錢有勢的人有好處。

儘管美國大型企業始終是貿易戰中批判最強烈的族群之一,但他們身懷雄厚資金和影響力,能說服決策者開後門。

1912年共和黨時任總統塔虎脫(William Howard Taft)首波受到這種政治憤怒的衝擊,無奈的是他上任時曾承諾的關稅改革最終無效,促使他的黨內分裂。前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脫離共和黨,成為進步黨的旗手,使關稅改革成為其政綱的關鍵。

民主黨而後也表態類似立場,宣稱關稅是一種「使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稅收制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威爾遜承諾:「現在我們將進入這個花園,並除去(關稅)之草。」

威爾遜當年在選舉日這天將羅斯福淘汰,美國選民的訊息很明確:以關稅激起的保護主義和美國的經濟形勢不匹配。關稅已在富人手中午積累太多財富和權力,鼓勵政治偏袒和腐敗,並把工人和農民拋諸腦後。

現今的經濟格局儼然不同,但賭注同樣高。當產業的工作機會很容易轉往海外、家庭農場逐年減少時,保護主義可能具有很大吸引力,但僅靠貿易政策無法扭轉這些趨勢。2020年大選是否會像1912年那樣成為分水嶺還未知,但有件事很清楚:19世紀的解決之道不足以應對20世紀的問題,當然也無法回答21世紀的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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