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香港媒體報導,香港政府將於2月起接受申請,向符合資格的市民發放港幣4,000元(約新台幣15,720元)。這是港府繼2011年的「派錢6,000元」方案後,第二次採行類似計畫,除了錢明顯較少外,領取條件也更嚴格。

過去6,000元計畫的對象是18歲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並沒有設定任何條款。今年這項名為「關愛共享」的4,000元計畫則有些不同,年齡與身分條件不變,但有幾項限制:如沒有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等津貼的額外款項者,在香港沒有物業者...等才能領取。預計支出110億港幣,約有280萬人受惠。

無獨有偶,去年年底新加坡政府也向國民發放現金。新加坡發放的次數更為頻繁,在200620082011年都曾實施類似計畫,均以收入區分金額級別,每次的金額都不相同。例如2018年的「新加坡共享增長花紅計畫」(SG Bonus),21歲以上的新加坡公民,應稅收入在28,000新幣以下,可領300新幣(約新台幣6,800元),收入愈高領的越少,最少為100元。這項計畫沒有排富,但若名下至少有一項動產,則只能領100元。估算支出7億新元(約新台幣158.9億),有280萬人受惠。

乍看之下,星港都是先進經濟體,派錢(意即發放現金)之舉不難想像。不過兩地政策卻有著不同的考量與條件,尤其新加坡派錢政策背後的邏輯,值得探究。

首先是,錢從何處來?錢當然來自於政府年度盈餘,也是納稅人的血汗。有論者認為,既有盈餘為何不退稅於民?或是拿來還債?從某種角度而言,星港全面性派錢政策,其實不啻是退稅;亦有人質疑「為何我繳的稅要分給他人?」只是這種程度的問題,好比「為何我繳的稅要拿來買武器、興建設…等?」並不具討論的實益。

真正有意思的問題是:

為何星港不拿盈餘來還債?

若對星港稍有研究者就會知道,星國政府擁有世界名列前茅的高債務,2017年數字顯示,其債務佔GDP110%,而香港相對屬於債務模範生,只有43%。這裡說的債不包含所謂的隱性負債,因為這些債算下去沒完沒了,《國際會計準則》也不將其列為一國債務。

新加坡政府除了將年度盈餘拿來派錢外,還挪作他用。2018年盈餘達96億新元,其中有50億將挹注鐵路基礎設施基金,另外還有20億要用於保險費補貼和一些特殊救助計畫。對部分國家來說,派錢可能會被視為執政黨政策綁樁、買票或圖利地方勢力與廠商,民意怎麼能夠容許?

有觀察家指出,新加坡政府派錢就是給人民發糖,即使只有形式上的選舉,萬年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也懂得討好選票,如20062011兩次派錢計畫都恰逢選舉年。但對人行黨來說,這種批評恐不值一——畢竟選制早被設計為有利於人行黨,並不非得要額外派錢;相反地,官方稱派錢是讓公民分享並參與國家發展。

也就是說,人行黨的思維是把新加坡當公司經營,深層隱含著類似「家天下」的思維。回溯最初的派錢政策,乃是2001年的「新新加坡股票」(New Singapore Shares)。同樣是由政府盈餘提撥,依公民收入發放價值不等的新加坡股票,可換現金。目的在於重新分配財富與建立社會契約,讓新加坡人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股東。

這項計畫到2007年已截止,每年都依經濟情勢發放股票。從2001-2007年,新加坡的經濟表現堪稱耀眼,2004年還有9.5%的成長率,然而這不代表政府也荷包滿滿。2002-2005年,星國政府都呈現預算赤字,2003年更創下31億新元的紀錄。即使如此,政府還是要配股發錢給民眾。

2006年為例,當年星國政府首次以現金替代股票發放;總理李顯龍宣布,雖然2005年政府入不敷出,但還是決定要發經濟增長紅利。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在該年獲得些許盈餘,則選擇以減稅作為對民眾的回應。對於外界「守財奴」的批評,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唐英年認為,「盈餘不該大力揮霍,要審慎理財」。

再看20082011年,由於星國政府享有不少盈餘,除了派錢,也施行個人所得稅退稅。值得注意的是,派錢政策之外,其他社會福利措施更是豐富。像是2015年的預算案,編排90億新加坡元為所謂「建國一代」(Pioneer Generation)的老人,提供醫療照料等特殊支出——即便2014年度已有近40億的赤字。

如此不難看出,新加坡政府是有錢也發、沒錢也發,差別在於發多發少。自然人的部分已如此大方,法人的部分更是有過之而不及,包括補貼、公司稅退稅、中小企業減免稅等,力求確立亞洲金融中心地位。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是世界各國當前的主流,結果就是債務節節上升。

然而,新加坡並不擔心以債養債,她可說是操作財務槓桿的高手。由前述可知,星國政府不急著將盈餘拿來還債而拿來派錢,除了因為缺少反對黨制肘、免於民粹政治的侵擾等政治現實理由,更重要的是——星國政府對於債的認識十分正確,釐清了債務本質,就不會盲目地受其奴役。

當個人談到債務時,當然希望無債一身輕,但對國家(或跨國企業)來說,沒有債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此外,債留子孫並不要緊,真正要緊的是財政是否能永續經營,也就是資產是否足以抵銷負債。

讓星國政府引以為傲的是,其擁有強健的資產負債表——新加坡是淨債權國,而不是淨債務國。以2017年「國際投資部位」(NIIP)的數據觀之,新加坡對外金融資產減去負債,還剩一兆多新幣,等於該國當年度GDP248%。在受調查的30個經濟體中排行第二,僅次於香港的409%

相較於港府庫藏滿滿,過去很少派錢,星國政府選擇與民共享,這裡沒有政策好壞或對錯,只有成敗,而目前看來新加坡取得了成功。根據新加坡學者針對2011年派錢計畫的研究指出,發現民眾消費明顯增長,消費增長主要來自非食品類、雜支和低收入家庭。因此他們推論,政府發的獎金可刺激經濟,且有利弱勢。

同時,星國政府也懂得利用其信用資產借錢施政,亦即發行公債。國家發債主要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填補赤字,一個是擴大投資。新加坡法律明文規定,政府不能用國債籌集的資金貼補預算,且必須要投資於有足夠利潤的計畫。基於這種邏輯,政府的盈餘因此沒拿來償還短期債務,而是轉向有價值的資產投資。

以債養債而言,太多國家都在做,問題是像星國做的這麼好,從投資中獲得的收益來償債,實在堪稱奇蹟。這不是可以用清廉效率的政治一語帶過,而是透過精密計算與勇於任事的官僚執行,光是此點,亞洲諸國目前無出其右。

總的來說,星港兩地可謂系出同門,既是華人社會為主體,又承繼了英國普通法系統,兩地也有極為相似的產業結構。在20世紀新加坡建國以後,便時常相提並論,以人均GDP來看,大多時間內都是棋逢對手。

97金融風暴後,新加坡受創較深,一度落後香港,2004年李顯龍正式接班,新加坡出現飛耀式成長,就此拉開與香港的差距。原因當然有很多,像是香港過早去工業化,而新加坡仍保有製造業能力等,但雙方政府對未來的規劃與想像也絕對是關鍵。

千禧年以來,歷任港府領導層幾乎都是港英體系的產物,相對保守且暮氣,再加上過分依賴中國市場,難有突破性的政策。港府嚴格奉行財政紀律,近年來年年有盈餘,既不願派錢,卻又無法推出比星國更出色的福利政策,今年的4,000元紅包只能說是向星國學步之舉。

甫上來的林鄭政權,在政府預算編排上,似乎較前任更為「大方」,例如明日大嶼的填海造島計畫,就被批為燒錢政策。本次以「分享經濟紅利」為由,再度全面性派錢,雖然對大多數香港市民來說,真正關心的是房價等議題,但拿人手短,有錢領總比沒錢好。

再加上林鄭政權面對的香港社會更加暗潮洶湧,被壓制的普選聲音、一地兩檢破壞一國兩制、大灣區的融合,都讓香港本土派與民主派日益焦急。為了適度瓦解反對者,並凝聚支持者,港府現在派錢可謂理所當然。畢竟,林鄭也有連任壓力。

新加坡則沒有這種包袱,李顯龍政府秉持李光耀建國時的戰鬥氣息,總是選擇大膽入市,幸運之神也給予眷顧,讓星國一路過關斬將。但舉債畢竟是走鋼索,在可預見的未來,人行黨應會選擇繼續走下去,有沒有可能摔落,端視繼承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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