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下,已開發國家M型化社會加速與遭逢無就業復甦時,總怪罪於新興市場的崛起,進而產生各種悲觀的想法,甚至興起貿易保護主義。然而,當杜克大學教授N. Jaimovich與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H.E. Siu(以下簡稱J&S)發表以「既是趨勢,也是循環:就業兩極化與無就業復甦(The Trend is the Cycle: Job Polarization and Jobless Recoveries)」為題的研究,深度解讀21世紀的就業市場轉變後,打破了這個幾近共識的歸因邏輯,引起國際重量級財經媒體的高度關注。

J&S指出,美國近10幾年所面臨的M型化社會,實肇因於就業市場發生兩極化現象,亦即例行性(routine)工作逐漸被機器替代,導致工作的屬性逐漸向知識性非例行性〈Non-Routine Cognitive)及人力性非例行性(Non-Routine Manual)工作集中。由於例行性工作是中產階級勞工賴以為生的工作型態,以致於這類工作逐漸消失時,勞工的薪資分配就會發生兩極化現象,進而產生所謂的M型化社會,貧富差距相應拉大。

與過往各界對M型化社會認知不同的是,J&S指出例行性工作消失,多集中在每一次景氣衰退期,之後即便景氣復甦,這些工作也已被更具效率的機器取代,形成工作類型被階梯式消滅的過程,一如2001年及2009年美國所出現的兩次無就業復甦現象。因此,他們認為在科技進步下,M型化現象的擴大既是一個趨勢,也是一個循環。

就業兩極化與無就業復甦的現象不僅發生在美國,全球各地都有類似的情況,台灣也不例外。依J&S定義,民意代表、專業人員、主管及經理人員屬於知識性非例行性工作;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農林漁牧生產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銷售工作人員等歸類在例行性工作,而服務工作人員則視為人力性非例行性工作。以此對照台灣就業結構可知,20112013年台灣知識性非例行性工作、例行性工作及人力性非例行性工作占總就業人口平均比分別為15%、75%及10%;再就這三類工作的平均薪資來看,20032012年台灣知識性非例行性、例行性、人力性非例行性工作的平均薪資,分別為新台幣61,38634,57725,074元,顯見中產階級的勞動者為台灣社會結構的最主要構成要素。

與美國情況相同,台灣在過去20年間的每一次經濟衰退時,例行性工作都出現過永久性消失,而之後景氣復甦所創造出的工作,多屬於M型化的兩端。20012013年台灣例行性工作消失達5%,但人力性非例行性工作與知識性非例行性工作分別增加14%及27%。由於減少的工作型態是勞動市場占比最大的區塊,而部分增加的工作則屬於M型的兩端,使貧富差距拉大成為台灣民眾的共同記憶。

事實上,此趨勢對政府制定政策具有重要的意涵。過去,政府可在景氣衰退時,透過財政刺激政策或寬鬆貨幣政策創造就業,待景氣復甦後,民間部門的勞力需求就會提高,政府激勵政策即可退場。但在上述的趨勢下,這樣的政策效力已大減。因為,消失的工作機會早被更具生產力的機器所替代,再也回不來了,政府即便提供各種誘因,讓企業暫時增加例行性工作,但當優惠一結束,企業仍舊會選擇利用新技術等較有效率的經營方式,使這些工作機會走上消失一途。

由此可知,科技的快速演變,使就業市場正經歷一場不容扭轉的無聲革命,政府與民眾都需要認清它、適應它,並做出改變。對政府而言,應改變目前行政資源配置,降低反景氣循環在政策組合中的比重,將更多資源投入改進教育與產業界銜接不順的問題、輔導結構性失業者學習新技能,使勞動人力升級,避免長期失業的現象惡化;對個人而言,則應改變過去的「熟能生巧」、「經驗就是一切」的工作思維,積極培養個人創造力與發掘自己的特殊性,提高個人的生產價值,才能夠應對當前高度變化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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