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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必定會是梅伊政府最重要的主軸。除此之外，她還強調想改善「社會流動性」，在這個成長有限的時代，社會流動性會如何改變呢？

梅伊已然表明，她希望能藉由脫歐協商，將英國變成每個人都能擁有美好生活的國家。

這說法並不新穎；1990年，梅傑（John Major）就曾表示，他希望能打造一個真正沒有階級的社會。自那時至今，每位首相都曾提出類似的說法，然而，像梅伊這麼強調社會流動性的並不多。

梅伊如此重視此事的起因即為，從許多方面來看，英國的社會流動性並不好，許多人也感覺到情況已更加惡化；一如大多數富有國家，二戰後英國白領工作大增，讓許多人的生活得以改善。然而，專業性就業機會成長走緩之際，孩子向上流動的機會亦縮小；以此觀之，英國現今的社會流動性，確實不比梅伊年輕之時。

整體情況其實更為複雜。流動性並不是只能以絕對性來衡量（與自己的父母相比），也能以相對性衡量（與同儕相較）；依此觀之，變動就不是那麼劇烈。

1958年出生在最貧窮的1/4家庭的人，31%在成年之後仍舊處於此區塊；1970年出生的世代，數字則升至38%。若以社會階級（通常是職業別）來看，變動就更小。

研究者指出，過去一世紀裡，流動性並沒有太大改變，但女性的流動性確實小有上升，或許反映了教育和工作機會改善。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接下來幾年流動性上升的機會並不大。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悲觀。薩里大學的巴蘭登（Jo Blanden）指出，富有和貧窮家庭小孩之間的考試表現差距正在縮小。研究顯示，家長和小孩間的收入關連性，半數與學校有關，由此觀之，考試表現差距縮小應該代表社會流動性有機會上升。

然而，經濟成長自戰後高峰期下滑，縱使優秀的年輕人增加，相應的好工作卻沒有變多。如今，我們已痛苦地認清，社會流動性不能只有向上流動，也得有向下流動。

富有家長有許多方法可以避免孩子遭逢這樣的命運。最直接的方式即為財產繼承，此外，金錢亦有助保持教育上的優勢。

此外，取得好工作，愈來愈需要透過實習，但實習職位常常沒有薪水，而且常會透過非正式管道徵才。

去除這類特權並不容易，但在這個成長有限的時代，想改善社會流動性，除了增加貧窮孩子向上流動的機會外，打破那些讓富有孩子得以停留在上層的障礙，同樣重要。

承諾提升社會流動性一向是十分受歡迎，但如果選民認清流動有兩個方向，那或許就會變得比較有爭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