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多數富裕國家，特別是美國，收入及財富不平等的情況在近幾十年急速惡化。不幸的是，這一現象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來更加嚴重。但是世界上其他地區情況怎麼樣呢？隨著中國印度的經濟發展使數億人脫離貧困，國與國之間的這種差距是否縮小了呢？在貧窮和中等收入水平國家，不平等現象是有所改善還是更加嚴重呢？我們是在走向一個更加公平的世界，還是一個更不平等的世界呢？
這是一些複雜的問題，而世界銀行(World Bank)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與其他學者共同進行的一項新研究為此提供了一些見解。
自18世紀以來，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為歐洲及北美洲帶來了巨大的財富。這些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現象當然驚人——想想19世紀20年代英格蘭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的紡織工廠，再對比19世紀90年代曼哈頓下東城和芝加哥南城的高樓大廈——但作為一個全球現象，富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距到二戰前後進一步加大。到如今，國家間的不平等要遠遠超過國內的不平等。
但自從20世紀80年代末共產主義崩塌，經濟全球化步伐提速，國家間的差距開始縮小。1988年到2008年可能見證了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公民間全球不平等程度的首次降低， Mr. Milanovic在去年11月出版的一篇論文中寫道。他出生在前南斯拉夫，著有《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A Brief and Idiosyncratic History of Global Inequality富與貧：全球貧富差距簡異史》。雖然一些地區間的差距在明顯縮小。如亞洲和西方開發經濟體之間的差距，但巨大的鴻溝仍然存在。以國家為單位來計算，全球平均收入水平在過去幾十年間，尤其是藉助中國和印度強勁的發展之勢，已逐漸縮小差距。但從個體角度來看，人類整體的平等性卻鮮有改善。（衡量不平等水平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從2002至2008年僅提高了1.4%。）因此，雖然說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地區的國家從整體上來說可能在逐步趕上西方水準，各地的貧窮人口仍被發展所遺忘，即便是在中國這樣的國家，那裡的貧窮人口已經受益於生活水準的提高。
Mr. Milanovic發現，自1988至2008年，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1%人群，他們的收入增加了60%，而最貧窮的5%，收入則毫無變化。在近幾十年收入中位數得到了極大提高，而嚴重的不平衡現象仍然存在：8%的人得到了全球50%的收入；其中最富有的1%就得到了15%。收入提高幅度最大的是世界各地的精英階層——富裕國家的金融和企業行政人員——以及大批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的“新興中產階級”。誰錯過了這一切呢？Mr. Milanovic發現，是生活在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地區以及前共產主義東歐和前蘇聯地區的人們。
美國更是一個反面教材。由於在許多方面，美國經常引領世界，如果其他人也仿效美國，那麼未來情況不容樂觀。一方面，美國不斷加大的收入及財富差距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潮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1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收入不平等現象在20世紀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的美國、英國和以色列開始出現。這一趨勢在80年代後期開始更加普遍。在過去10年間，收入不平等現象甚至在傳統秉承平等主義的國家，如德國、瑞典和丹麥也有所增加。除個別國家以外——法國、日本、西班牙——多數開發經濟體中10%收入最高人群賺得更多了，而排名收入最少的10%人群則愈加落後。
不過，這種趨勢並不代表普遍真理，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同樣在這些年，智利、墨西哥、希臘、土耳其和匈牙利等國大幅減少了收入不平等的現象（在其中一些國家，這種不平等的程度極嚴重），這表明，收入不平等不僅是宏觀經濟力量的產物，還是政治的產物。有人說不平等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副產品，是勞動力、資本、商品和服務自由流動的副產品，是偏愛技術更高、受過更好教育僱員的技術革新的副產品，這些話並不確實。
在全球開發經濟體中，美國出現一些最極端的收入和機會差異，這種差異在宏觀經濟領域引發了致命性後果。過去40年裡，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增長四倍多，在過去25年裡，則幾近翻了一倍，然而，如今眾所周知的是，其中的利益都歸於最高收入群，而且，這種利益越來越集中於最高收入人群中的最富有人群。
去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得到全美22%的收入；最富有的千分之一人口得到11%的收入。美國自2009年以來增加的所有收入，有95%都流向1%最富有的群體。最近公佈的人口調查數據顯示，美國的收入中位數已幾乎有25年沒變動過了。普通美國男性的收入（在扣除通膨因素之後）比45年前要低；高中畢業，但沒有獲得四年制本科學位的美國男性，比40年前擁有同等學歷的美國男性少掙近40%。
30年前，美國人的收入不平等開始逐漸加大，與之相伴的是富人的稅收削減，和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放鬆。這不是巧合。隨著我們削減對基礎設施、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網絡的投入，這種不平等加劇了。不斷上升的不平等侵蝕了我們的政治體制和民主治理，繼而又加劇了不平等。
歐洲似乎急不可耐地想要重蹈美國的覆轍。從英國到德國，奉行財政緊縮政策正導致歐洲失業人數高漲不下、工資不斷下滑、收入不平等日漸加大。近日獲得連任的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和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等官員認為，歐洲的問題是龐大的福利開支造成的。可是，這種思路只是把歐洲帶入了經濟衰退（甚至是蕭條）。對歐盟內的2700萬失業者而言，經濟也許已經見底——即衰退也許已經正式結束——算不上是什麼慰藉。在大西洋的兩岸，痴迷於緊縮政策的觀點還在大行其道：要取得繁榮，我們就得吞下這些苦澀的藥丸。可是這是誰的繁榮？
在完全開發經濟體中，英國被稱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最不平等國家，而過度金融化要為這樣的壞名聲承擔一定責任，也同樣要為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負責。在許多國家，不得力的公司治理和日漸消失的社會凝聚力，已讓首席執行長和普通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按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估計，美國規模最大的公司中，這一比率為500比1，儘管許多國家的這種差距還沒有接近這一數字，但是依然要比經濟衰弱前的差距級別要大得多。（已經限制高階主管薪資的日本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外。）美國人在尋租(rent-seeking)就是尋方面的創新已傳播到全球各地：致富不是靠把經濟餡餅的尺寸做大，而是靠操控制度來攫取更大的比重。(rent-seeking：尋求經濟租金的簡稱，又稱為競租，是為獲得和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壟斷利潤，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性尋利活動的。例如廠商將資源花在公關上如遊說、賄賂等行為)
不均衡的全球化還將惡果擴展至全球。流動的資本迫使工人在工資上做出讓步，迫使政府在稅收上讓步。結果導致向下沉淪(race the buttom)，工資和工作環境受到威脅。蘋果(Apple)等開創性公司的業績有賴於巨大的科技進步，其中的許多進步都由政府資助，這些公司在避稅方面也展現其靈活性。它們願意索取，而不是回饋。
兒童世界的不平等和貧窮是一種特殊的道德恥辱。他們的存在是對右翼所說的貧窮是懶惰和選擇不慎結果的一種蔑視；兒童無法選擇他們的父母。在美國，每四名兒童之中，就有近一名兒童生活在貧困中；在西班牙和希臘，這個比例大約是六比一；在澳大利亞、英國和加拿大，每十名兒童之中就有超過一名生活在貧困中。這些貧困沒有哪一種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國家已經做出選擇來創造更平等的經濟制度，半個世紀前，每10位韓國人裡，只有一位擁有大學文憑，今天，韓國的大學畢業率在全球名列前茅。
因為這些原因，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分化的世界，這種分化不僅體現在富人和窮人之間，而且還體現在出手干預分化的國家和袖手旁觀分化的國家之間。一些國家將在創造共同繁榮方面取得成功，我認為，這是唯一一種真正可持續的繁榮。其他國家會讓不平等現象肆意氾濫。在這些分化的社會裡，富人會守在封閉式社區裡，幾乎和窮人完全分開，窮人的生活對他們而言幾乎是無法理解的，反之亦然。我曾經探訪過看似已經選擇了這條道路的社會。不管是在它與世隔絕的富人區也好，還是令人絕望的棚戶區也罷，這種社會，都不是我們中的多數人想要生活的地方。
Joseph E. Stig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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