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商品與服務業的出口，占GDP的19%。中國的占有有率也是這個數字。在德國是46%，在韓國42%，在菲律賓28%，在美國12%。澳洲的出口，約三分之一是往中國。近幾年出口增加很快，使得出口的曝險程度提高，但以比例來說，可能已經到頂了。雖然往中國的出口曝險高，但整體曝險卻降低了，因為出口在我國GDP中的占比還好。
有些商業評論人士說，中國打噴嚏，澳洲就會得肺炎，所以我們不可以做任何事讓北方巨人不開心。可是，若澳洲真如他們所說的一般脆弱，答案應該不是把它當成天經地義的情況，而應該是想辦法降低澳洲的出口曝險才對吧？
澳洲有多依賴中國？
澳洲國立大學戰略研究教授羅利．麥德卡夫指出，中國不太可能利用我們最大的出口品——鐵礦石——來對我國施壓，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60%的鐵礦石進口，必須依賴澳洲。
至於澳洲的其他出口品，如煤炭、旅遊和教育服務，中國還有其他選擇。如果它決定為了懲罰我國而向別處購買，自己並不會受傷太重。我在這邊要建議，澳洲政府和出口品生產商，應該分析我們的脆弱之處，並採取措施來消除這些因素。然而貿易部長和各州政府，似乎願意做出任何中國想要的事情，以便增加出口曝險。
2015年的中澳自由貿易協定，對澳洲出口到中國只帶來少許差異。但這項協定並不真的關於貿易，而是關於投資。條文明確規定，把澳洲境內的中國投資視同於澳洲人的投資。（根據第9.3條的規定，表面上是對等的，但只有天真的人才會相信真的是對等的。我們的法院會強制此項協定在澳洲得以實施，但是在中國的澳洲投資者卻毫無保障。）
外資審查委員會的審查門檻提高許多（從2.52億澳幣提高到10.94億澳幣，雖然某些敏感產業的門檻低一些）。湧入澳洲的中國資本，才是對澳洲主權的真正威脅。
為了緩和公眾的焦慮，中國的朋友們喜歡比較：中國擁有澳洲資產的總量，實際上遠不如美國和日本公司。但是美國人已經買了100年，日本人也買了50年。最近10年，中國投資巨額成長，可以預期的是，在未來的許多年裡，會更快速地繼續成長。
澳洲人應該好好想想以下數字。在全球的範圍內，中國的巨大資本所投注的目的地，澳洲是排在美國之後的第二名，但僅僅是剛剛開始。根據KPMG會計師事務所的一項分析，從2007年以來，中國積累的新投資，在美國已經達到1000億美元，在澳洲已經達到900億美元。有鑑於澳洲的經濟規模只是美國的13分之一，這就代表照比例來說，湧入澳洲的中國資本是湧入美國的12倍。
中國在澳洲商界的朋友們一直告訴我們，沒有理由擔憂這些資金流動，因為需要一切弄得到手的外資。對他們來說，值得高興的是，2016年是中資在澳洲破紀錄的一年——交易筆數破紀錄、對澳洲基建投資破紀錄、農業投資破紀錄、在塔斯馬尼亞州的投資破紀錄。
在2016–17財政年度，中國對澳洲農業用地的持有量大漲，增加了10倍，使中國成為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地主。在澳洲的外資所擁有的土地中，兩國各持有約四分之一。既然中國的政策計畫者聚焦於克服該國日益嚴重的「動物性蛋白質缺乏」，中國對澳洲農業的興趣一定會持續飆漲。
中國每年平均的肉食消費量，軌跡與台灣相當（每人每年從60公斤升到76公斤），這「將需要增加1500萬公頃農業用地——相當於英格蘭和威爾斯的面積——而中國就是沒有。」有一些國家（諸如巴西和阿根廷）已經採取措施，制止中國公司把可耕地掃光，但澳洲與中國簽的自由貿易協定卻撤去了屏障，而國際銀行正排著隊想要協助這種大量收購。
若衡量來自大中華地區對澳洲資產的投標，投資計畫書從2015–16年的90億澳幣，竄升到2016–17年的205億澳幣，占所有外國投資計畫書總值的54%。其中超過80%的金額，集中在能源、礦業和公用事業。
中國經濟是黨企複合體？
澳洲菁英的思維中充斥著對中國的深深誤解，前總理約翰．霍華德所說的話便足以反映這一點：「我們對中資所採取的標準，不能和日資或美資有所不同。」
由澳大經濟學家和位於北京的黨智庫所聯合撰寫的德萊斯代爾報告，在花費了數頁篇幅論述國有企業並非由中國政府操控之後，也犯了同一錯誤：「把絕大部分中國國企……，與在澳洲的其他潛在投資者分開對待，是沒有邏輯根據的。」
有人這樣跟我們說，那些聲稱新入主達爾文港的嵐橋集團與北京有密切聯繫的說法毫無憑據，因為中國的163萬家私企都有黨委會，這僅是「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個自然結果」，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即使自稱是中國專家的，像「中國事務」顧問公司的琳達．雅各布森和安德魯．帕克，也有如此天真的主張：「如果你說只要中資與共產黨有聯繫，你就不接受，那就等於說你根本不接受中國投資。」「中國事務」的主要贊助商，都是在中國有重大商業利益的公司，包括力拓、PwC、奧利森、西太平洋銀行和詹姆斯．派克的星賭場集團。
但，中資就是不同。
不管美國公司有什麼毛病，它們不會輕易聽從華盛頓指揮，為服務美國戰略利益而行事。而且，若真能誘使它們從命，它們就必須對付生氣勃勃的美國公民社會，追根究底的美國媒體也會要它們負責。此外，也有美商因涉及海外行賄而遭到起訴且處以重金罰款。
霍華德把1970年代對日資的焦慮和今天對中資的焦慮，在歷史上等同看待，是站不住腳的。對外國的影響力感到不舒服，確實是澳洲人性格的一部分。但是懷疑中資乃是出於政治上的真相：中資受到操控，操控它的極權主義政權鐵了心要主宰澳洲。這是全新的東西。
事實是，我們能夠也應該對中資採取不同的標準，以符應往往可能受害的非商業目標。為了回應雅各布森及派克為中共緩頰之詞，一位不那麼天真的分析家傑夫．韋德指出，中國「正公開利用其金融影響力，在全球加強拓展其戰略槓桿。毫無疑問，中資被拿來當作戰略工具。」
英國、美國及日本投資者，並不來自一黨專政的國家。專制國家會習慣性地利用海外貿易及投資，去壓迫及強制其他國家站到同情其戰略利益的政策立場。對美英日投資者來說，指導原則不是「經濟關係服務於政治目標」，它們也不會用下列這種方式來運作——秘密的、狡詐的、往往是貪腐的，重大決策經常是由植入公司的政治幹部來決定，以回應國內的極權主義政黨。
唯有當中共黨國不再以這些方式運作，我們才能把中資和其他人一樣同等對待。
北京的澳洲戰略
中國打算統治世界，而且一直在利用澳洲及紐西蘭作為試驗場所，以測試其在西方稱霸的戰術。兩年前我會認為這樣的主張荒唐可笑。但現在，雖然北京堅決不露出其野心及計畫，卻已經有這麼多的證據累積起來，使得上述結論似乎無法推翻。
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這樣的野心已經蟄伏在中國人的意識裡很久了。本書第二章所描述的愛國教育活動，重新點燃了這份野心。以前的觀念是，中國乃是天朝上國，世界的中心，在井然有序的和諧宇宙中一統天下，愛國教育為此一觀念潤飾增色，並賦予其內涵。
無論這觀念的歷史準確性如何，隨著中國的經濟力量在2000年代初的擴張，特別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這舊夢很快變成一個真能實現的宏圖。金融危機似乎暴露了西方天然的軟弱，及中國獨特發展道路的優越性。
有一位前澳洲領導人現在與北京走得很近，就像他說的，華爾街爆發的恐慌，震驚了中國的領導人。「這件事情為中國指出的是，他們以前相信是美國在主導金融體系，但這個想法該要結束了。而且正是雷曼兄弟及華爾街的金融危機提醒了中國人，讓他們從『謹慎、低調、有所保留』的政策，演進到『明確、勇於發言、充滿企圖心』的政策。」
2004年，胡錦濤主席及政治局指定澳洲作為中國「周邊地區」的一部分，並要求在坎培拉的大使館訂定一套制服澳洲的策略。當我們意識到中共黨國事實上正在執行的區域及全球戰略，包括經濟控制、外交壓力及軍事擴張，就會發現，若不加以阻止，我國制度所受到的內部顛覆，及來自北京、毫不放鬆的外部壓力，再加上澳洲自己對民主價值的堅持日漸薄弱，將會使澳洲成為天朝復興之後的朝貢國。
本文摘編自《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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