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宣告新冠肺炎疫情已是全球大流行,但當今世界各國的政治領袖只有極少數應對過大流行的傳染病,接下來必須度過一段艱困的時期,3個因素決定政治領袖是否能成功處理:包括對不確定性的態度、醫療體系的量能,以及自己是否能夠被人民信任。

新冠肺炎的不確定性其來有自,譬如對病毒的源頭未知,以及疾病擴散的「實際狀況」,因在大多數的國家,檢疫往往跟不上疾病傳播的速度,除非像中國實施粗暴的封城,並進行大規模的檢驗和追蹤,但這也必須付出龐大的人力和經濟成本。在民主國家,政治領袖還得考量人民是否接受嚴厲的隔離措施或監控。

不論是醫療資源極缺乏的難民營、貧民窟,或是富有國家,每一個醫療體系都難逃被大規模流行疾病擊潰的命運,但相較之下,實施全民健保的英國比較容易統一調配資源與應變,反觀美國雖然醫療水準為世界頂尖,但擁有2,800萬名未納保的人民、1,100萬非法移民以及諸多無法請帶薪病假的勞工,恐成為美國檢疫的死角。

謠言和恐懼來自於對政治人物掩蓋疫情真相的懷疑。在伊朗,當局關閉清真寺的命令不被神職人員服從。在美國,川普一開始盲目的樂觀使得疫情迅速蔓延,即使之後頒布對歐洲30天的旅遊禁令,仍為時已晚。

政治領袖現在該怎麼做?每個國家都必須在追蹤感染源和侵犯人民隱私之間取捨,其中最好的典範是新加坡,因擁有嚴格而高效率的官僚體系、世界級的醫療水準和抗SARS的經驗,政府發布的訊息都能夠受到人民所信任保留。

綜觀全球,疫情讓科學家和政策專家重回政府的核心,人民不再有耐心看黨派角力,各國政府更極需互相合作以研發出疫苗。

經濟學人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0/03/12/the-politics-of-pan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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