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在10月底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宣告擴大激進版的量化寬鬆（QE）貨幣政策，讓全世界開始認識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姑且不論黑田政策受到罕見的內部重大分歧，但日圓立即反應，貶值到近七年新低價位，反觀國際美元的多頭攻勢則勢如破竹，也讓以美元計價為主的國際大宗商品、黃金與原油價格，出現相當大的下跌的壓力。
安倍經濟學的如意算盤是，藉由QE手段引導日圓貶值，帶動物價上漲達到通膨政策目標，由於長期的零利率對刺激消費投資不僅無成效且帶來負面效果，乾脆利用通膨手段逼出沉睡已久的金錢刺激消費與投資，另一方面，又希望透過物價上漲來增加企業獲利，帶動經濟活絡與新聘雇用人員加薪的新刺激循環。除採取刺激貨幣政策外，更加碼貶值的匯率政策手段，提高出口企業對外競爭力，同時拉抬企業調漲進口品價格，推升國內物價水準，希望雙管齊下的強力雙率政策，找回日本失落已久的競爭力。
看似一舉數得的安倍與黑田聯手的雙率政策，似乎可對日本經濟進行大刀闊斧結構性改革，但實際成效令人著實擔憂，因為在日本經濟改革尚未明顯得到成果前，日圓急貶與國際美元強勢表態，已再度牽動亞洲競貶潮，國際貨幣戰爭的戲碼將再度上演。
1985年的「廣場協議」簽訂，日圓大幅升值讓美國脫離雙赤字陰影也重振經濟實力，反觀「廣場協議」五年後，日本經濟走向泡沫化，並因泡沫破滅後，從90年代起一蹶不振。當時的國際美元在持續性大幅度貶值過程中，美國貿易赤字出現了J曲線狀況，也就是說在貶值初期，一國的貿易收支，出現反向惡化，如同現在安倍經濟學下的貿易收支也是不增反減，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提高日本經濟的風險性，而其中關鍵是日本接近九成的能源相當倚賴進口，尤其是2011年發生了311大地震後，日本在能源需求上更是出現結構性改變。
一般而言，貨幣貶值可增加出口量與改善貿易收支，但從經濟體系實際觀察，上述兩者的關係並不一致，通常貨幣貶值的國家在發生初期，往往出現出口下降導致貿易收支惡化情況。以大幅貶值貨幣為手段對經濟體產生顯著利多，需要更長期的等待時間才能發酵與收成，短期間成效並不明顯，還可能為貿易帶來不平衡擴大的傷害，因此，各國政府以貨幣貶值刺激經濟，如一刀兩刃，不可不慎。
在美國QE正式結束的關鍵時刻，東方的日本正加大印鈔票力道、西方的歐元區受困於經濟瀕臨衰退，不得不採取更寬鬆的政策手段，國際美元必然是未來最搶手的貨幣與資產，亞洲貨幣除了人民幣具有獨特因素外，都將因日圓貶勢確立，而面臨貶值的空間與壓力。
假若亞洲輪流競貶的貨幣戰爭被挑起，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勢必是負面的，還好這波貨幣貶值不致帶來輸入型的通膨壓力，畢竟國際美元的強勢與全球經濟對於原油需求疲弱，讓國際油價沒有上漲動能與炒作空間，也讓亞洲各國政府可為保持寬鬆利率環境帶來更多理由。
作者為國票金控總經理丁予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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