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免費的午餐,不吃嗎? 2017 年,芬蘭展開了一場有限規模的「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實驗,希望透過無條件發放失業民眾基本收入的方式,讓人們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後,可以更快樂地生活、追夢。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finland」的圖片搜尋結果

201812月實驗結束,參與活動近2000名失業者,很多人依然失業。人們回報,他們比起其他失業居民整體上更感到幸福,但實驗最終結論認為,這次的試行是失敗的。非營利組織 Jain Family Institute 執行長 Michael Stynes 對此結果表示,對只能拿基本薪資的群體來說,此一結果是令人失望的,但這次實驗的結論,卻可能是有問題的。

一些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主張者表示,這次實驗有許多嚴重的缺陷,從而扭曲了結論。Brookings Institution 資深研究員助理 Jimmy O'Donnell 表示,由於芬蘭社會態度的原因,許多政客及選民認為這是不道德的方式,這導致了第二個問題,總理辦公室只願意提供有限的預算2000萬歐元,用於此次實驗。此外,它希望政策能夠快速實施,從而迫使研究人員匆忙進行實驗設計。

實驗設計與實施並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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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收入」的理念強調,在生活無虞的前提下,人們才能放膽逐夢。這和領取失業補助的方式不同,因為按照目前的社會福利體系,失業者可能拒絕參加低收入或短期工作,認為這些收入還不及領取補助。而「基本收入」是無條件的,這些人即使找到工作後,補助仍將持續。

為了確認此一想法是否可納為政策,芬蘭進行了 2 年的實驗。隨機取出2000名失業者,每月發放560歐元的基本生活費用,為實驗組。另有5000人為控制組,這些人繼續領取法律所規定的失業補助,而實驗組只能獲取一部分法律規定的補助。

2017 年,控制組平均收到7300歐元的失業救濟和1300歐元的社會援助。同時間,實驗組獲得 5800 歐元的失業救濟和 940 歐元的社會援助。據一位參與者Sini Marttinen 表示,和過去相較,參加此次實驗,她的月收入只增加了50歐元,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Stynes 表示,本次實驗想知道的關鍵問題在—「如果用無條件基本收入代替有條件的失業津貼,你會增加就業嗎?」到實驗結束時,實驗組的參與者比起控制組人員,更不喜歡找到工作。但考慮到實際拿到的福利金額差異不大,以及眾多干擾因素的影響。批評者主張,很難由現有的數據推導結論。

本次實驗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參與者對政府調查的回應率極低,平均僅25%,由如此有限的數據判斷結果,也受到質疑。

在芬蘭並非新穎想法

「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觀念,近來獲得許多矽谷大亨的支持,也被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Andrew Yang 列為政見,但對芬蘭來說,這並不是新穎的想法。

1970年代和1980年代開始,芬蘭的 4 個最大政黨中的兩個—綠黨及中央黨,就已經開始討論這樣的想法,最後還組成工作小組,起草了一本有關實施基本收入的書,標題是《基本收入:公民的工資》,於1992 年發行。

不幸的是,在 1990 年代,芬蘭陷入了上個世紀以來最深、最長的衰退,最終放棄凱恩斯主義的方法,轉而採取緊縮措施,來解決衰退危機。當芬蘭走出1990 年代的衰退,基本收入又成為一種受歡迎的政治理念,在2007 年重新出現,甚至已委託社會學家 Pertti Honkanen 設計相關建議。但是2008 年,上世紀的故事重演,鑑於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這一概念又遭棄置。

儘管 2015 年後,芬蘭又重新由危機中站起,特別是中央黨在選舉獲勝,才讓這次的實驗有機會在 2017 年展開。但真正要落實試行時,一些早前未見到的阻力及反對意見也開始浮現。

「心理可行性」是最大挑戰

首先,工會其實並不贊同此類做法,關鍵在成本。工會聯合會 SAK 首席經濟學家 Ilkka Kaukoranta 表示,此次實驗的問題在於成本。實施計畫將使政府預算赤字增加約佔 GDP 5%,而沒有任何稅收增加,因此當然會非常昂貴。

對中央黨來說,困擾基本收入的政治主張,障礙不僅來自反對黨,而且還來自聯合政府內部的不同黨派,因為他們必須聯合友黨才能執政。最終,中央黨受到左右方的攻擊,並且發現堅持這個有爭議的實驗,變得愈來愈困難,最後也只能選擇放棄它。

但造成此次失敗最根本而重要的原因,是「社會規範」並不支持,認為這麼做像在鼓勵不勞而獲,違背最基本的公平。

社會學家 Jose Noguera Jurgen De Wispelaere 表示,基本收入要克服的最困難挑戰之一,就是所謂的「心理可行性」。人們普遍認為,要取得收入必須有所付出,但基本收入的做法是無條件的,它違背了互惠的規範,容易引起很多人心理上自然地反對。

O'Donnell 認為,如果芬蘭還想再次類似的改革,方向上勢必要有所調整,例如增加申領的條件,或者改實行美國在 1960 年代的「負所得稅 (NIT)」試驗。他說,所有的方向都是可能的,但基本收入的未來,似乎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政府的組成、此實驗的最終報告結論,以及下一次社會保障辯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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