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免費的午餐，不吃嗎？在 2017 年，芬蘭展開了一場有限規模的「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UBI)」實驗，希望透過無條件發放失業民眾基本收入的方式，讓人們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後，可以更快樂地生活、追夢。
2018年12月實驗結束，參與活動近2000名失業者，很多人依然失業。人們回報，他們比起其他失業居民整體上更感到幸福，但實驗最終結論認為，這次的試行是失敗的。非營利組織 Jain Family Institute 執行長 Michael Stynes 對此結果表示，對只能拿基本薪資的群體來說，此一結果是令人失望的，但這次實驗的結論，卻可能是有問題的。
一些無條件基本收入的主張者表示，這次實驗有許多嚴重的缺陷，從而扭曲了結論。Brookings Institution 資深研究員助理 Jimmy O'Donnell 表示，由於芬蘭社會態度的原因，許多政客及選民認為這是不道德的方式，這導致了第二個問題，總理辦公室只願意提供有限的預算2000萬歐元，用於此次實驗。此外，它希望政策能夠快速實施，從而迫使研究人員匆忙進行實驗設計。
實驗設計與實施並不成功
「基本收入」的理念強調，在生活無虞的前提下，人們才能放膽逐夢。這和領取失業補助的方式不同，因為按照目前的社會福利體系，失業者可能拒絕參加低收入或短期工作，認為這些收入還不及領取補助。而「基本收入」是無條件的，這些人即使找到工作後，補助仍將持續。
為了確認此一想法是否可納為政策，芬蘭進行了 2 年的實驗。隨機取出2000名失業者，每月發放560歐元的基本生活費用，為實驗組。另有5000人為控制組，這些人繼續領取法律所規定的失業補助，而實驗組只能獲取一部分法律規定的補助。
2017 年，控制組平均收到7300歐元的失業救濟和1300歐元的社會援助。同時間，實驗組獲得 5800 歐元的失業救濟和 940 歐元的社會援助。據一位參與者Sini Marttinen 表示，和過去相較，參加此次實驗，她的月收入只增加了50歐元，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Stynes 表示，本次實驗想知道的關鍵問題在—「如果用無條件基本收入代替有條件的失業津貼，你會增加就業嗎？」到實驗結束時，實驗組的參與者比起控制組人員，更不喜歡找到工作。但考慮到實際拿到的福利金額差異不大，以及眾多干擾因素的影響。批評者主張，很難由現有的數據推導結論。
本次實驗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參與者對政府調查的回應率極低，平均僅25%，由如此有限的數據判斷結果，也受到質疑。
在芬蘭並非新穎想法
「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觀念，近來獲得許多矽谷大亨的支持，也被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Andrew Yang 列為政見，但對芬蘭來說，這並不是新穎的想法。
從1970年代和1980年代開始，芬蘭的 4 個最大政黨中的兩個—綠黨及中央黨，就已經開始討論這樣的想法，最後還組成工作小組，起草了一本有關實施基本收入的書，標題是《基本收入：公民的工資》，於1992 年發行。
不幸的是，在 1990 年代，芬蘭陷入了上個世紀以來最深、最長的衰退，最終放棄凱恩斯主義的方法，轉而採取緊縮措施，來解決衰退危機。當芬蘭走出1990 年代的衰退，基本收入又成為一種受歡迎的政治理念，在2007 年重新出現，甚至已委託社會學家 Pertti Honkanen 設計相關建議。但是2008 年，上世紀的故事重演，鑑於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這一概念又遭棄置。
儘管 2015 年後，芬蘭又重新由危機中站起，特別是中央黨在選舉獲勝，才讓這次的實驗有機會在 2017 年展開。但真正要落實試行時，一些早前未見到的阻力及反對意見也開始浮現。
「心理可行性」是最大挑戰
首先，工會其實並不贊同此類做法，關鍵在成本。工會聯合會 SAK 首席經濟學家 Ilkka Kaukoranta 表示，此次實驗的問題在於成本。實施計畫將使政府預算赤字增加約佔 GDP 的 5%，而沒有任何稅收增加，因此當然會非常昂貴。
對中央黨來說，困擾基本收入的政治主張，障礙不僅來自反對黨，而且還來自聯合政府內部的不同黨派，因為他們必須聯合友黨才能執政。最終，中央黨受到左右方的攻擊，並且發現堅持這個有爭議的實驗，變得愈來愈困難，最後也只能選擇放棄它。
但造成此次失敗最根本而重要的原因，是「社會規範」並不支持，認為這麼做像在鼓勵不勞而獲，違背最基本的公平。
社會學家 Jose Noguera 和 Jurgen De Wispelaere 表示，基本收入要克服的最困難挑戰之一，就是所謂的「心理可行性」。人們普遍認為，要取得收入必須有所付出，但基本收入的做法是無條件的，它違背了互惠的規範，容易引起很多人心理上自然地反對。
O'Donnell 認為，如果芬蘭還想再次類似的改革，方向上勢必要有所調整，例如增加申領的條件，或者改實行美國在 1960 年代的「負所得稅 (NIT)」試驗。他說，所有的方向都是可能的，但基本收入的未來，似乎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政府的組成、此實驗的最終報告結論，以及下一次社會保障辯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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