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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香港媒體報導，香港政府將於2月起接受申請，向符合資格的市民發放港幣4,000元（約新台幣15,720元）。這是港府繼2011年的「派錢6,000元」方案後，第二次採行類似計畫，除了錢明顯較少外，領取條件也更嚴格。

過去6,000元計畫的對象是18歲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並沒有設定任何條款。今年這項名為「關愛共享」的4,000元計畫則有些不同，年齡與身分條件不變，但有幾項限制：如沒有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等津貼的額外款項者，在香港沒有物業者...等才能領取。預計支出110億港幣，約有280萬人受惠。

無獨有偶，去年年底新加坡政府也向國民發放現金。新加坡發放的次數更為頻繁，在2006、2008、2011年都曾實施類似計畫，均以收入區分金額級別，每次的金額都不相同。例如2018年的「新加坡共享增長花紅計畫」（SG Bonus），21歲以上的新加坡公民，應稅收入在28,000新幣以下，可領300新幣（約新台幣6,800元），收入愈高領的越少，最少為100元。這項計畫沒有排富，但若名下至少有一項動產，則只能領100元。估算支出7億新元（約新台幣158.9億），有280萬人受惠。

乍看之下，星港都是先進經濟體，派錢（意即發放現金）之舉不難想像。不過兩地政策卻有著不同的考量與條件，尤其新加坡派錢政策背後的邏輯，值得探究。

首先是，錢從何處來？錢當然來自於政府年度盈餘，也是納稅人的血汗。有論者認為，既有盈餘為何不退稅於民？或是拿來還債？從某種角度而言，星港全面性派錢政策，其實不啻是退稅；亦有人質疑「為何我繳的稅要分給他人？」只是這種程度的問題，好比「為何我繳的稅要拿來買武器、興建設…等？」並不具討論的實益。

真正有意思的問題是：

為何星港不拿盈餘來還債？

若對星港稍有研究者就會知道，星國政府擁有世界名列前茅的高債務，2017年數字顯示，其債務佔GDP的110%，而香港相對屬於債務模範生，只有43%。這裡說的債不包含所謂的隱性負債，因為這些債算下去沒完沒了，《國際會計準則》也不將其列為一國債務。

新加坡政府除了將年度盈餘拿來派錢外，還挪作他用。2018年盈餘達96億新元，其中有50億將挹注鐵路基礎設施基金，另外還有20億要用於保險費補貼和一些特殊救助計畫。對部分國家來說，派錢可能會被視為執政黨政策綁樁、買票或圖利地方勢力與廠商，民意怎麼能夠容許？

有觀察家指出，新加坡政府派錢就是給人民發糖，即使只有形式上的選舉，萬年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也懂得討好選票，如2006、2011兩次派錢計畫都恰逢選舉年。但對人行黨來說，這種批評恐不值一說——畢竟選制早被設計為有利於人行黨，並不非得要額外派錢；相反地，官方稱派錢是讓公民分享並參與國家發展。

也就是說，人行黨的思維是把新加坡當公司經營，深層隱含著類似「家天下」的思維。回溯最初的派錢政策，乃是2001年的「新新加坡股票」（New Singapore Shares）。同樣是由政府盈餘提撥，依公民收入發放價值不等的新加坡股票，可換現金。目的在於重新分配財富與建立社會契約，讓新加坡人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股東。

這項計畫到2007年已截止，每年都依經濟情勢發放股票。從2001-2007年，新加坡的經濟表現堪稱耀眼，2004年還有9.5%的成長率，然而這不代表政府也荷包滿滿。2002-2005年，星國政府都呈現預算赤字，2003年更創下31億新元的紀錄。即使如此，政府還是要配股發錢給民眾。

以2006年為例，當年星國政府首次以現金替代股票發放；總理李顯龍宣布，雖然2005年政府入不敷出，但還是決定要發經濟增長紅利。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在該年獲得些許盈餘，則選擇以減稅作為對民眾的回應。對於外界「守財奴」的批評，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唐英年認為，「盈餘不該大力揮霍，要審慎理財」。

再看2008、2011年，由於星國政府享有不少盈餘，除了派錢，也施行個人所得稅退稅。值得注意的是，派錢政策之外，其他社會福利措施更是豐富。像是2015年的預算案，編排90億新加坡元為所謂「建國一代」（Pioneer Generation）的老人，提供醫療照料等特殊支出——即便2014年度已有近40億的赤字。

如此不難看出，新加坡政府是有錢也發、沒錢也發，差別在於發多發少。自然人的部分已如此大方，法人的部分更是有過之而不及，包括補貼、公司稅退稅、中小企業減免稅等，力求確立亞洲金融中心地位。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是世界各國當前的主流，結果就是債務節節上升。

然而，新加坡並不擔心以債養債，她可說是操作財務槓桿的高手。由前述可知，星國政府不急著將盈餘拿來還債而拿來派錢，除了因為缺少反對黨制肘、免於民粹政治的侵擾等政治現實理由，更重要的是——星國政府對於債的認識十分正確，釐清了債務本質，就不會盲目地受其奴役。

當個人談到債務時，當然希望無債一身輕，但對國家（或跨國企業）來說，沒有債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此外，債留子孫並不要緊，真正要緊的是財政是否能永續經營，也就是資產是否足以抵銷負債。

讓星國政府引以為傲的是，其擁有強健的資產負債表——新加坡是淨債權國，而不是淨債務國。以2017年「國際投資部位」（NIIP）的數據觀之，新加坡對外金融資產減去負債，還剩一兆多新幣，等於該國當年度GDP的248%。在受調查的30個經濟體中排行第二，僅次於香港的409%。

相較於港府庫藏滿滿，過去很少派錢，星國政府選擇與民共享，這裡沒有政策好壞或對錯，只有成敗，而目前看來新加坡取得了成功。根據新加坡學者針對2011年派錢計畫的研究指出，發現民眾消費明顯增長，消費增長主要來自非食品類、雜支和低收入家庭。因此他們推論，政府發的獎金可刺激經濟，且有利弱勢。

同時，星國政府也懂得利用其信用資產借錢施政，亦即發行公債。國家發債主要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填補赤字，一個是擴大投資。新加坡法律明文規定，政府不能用國債籌集的資金貼補預算，且必須要投資於有足夠利潤的計畫。基於這種邏輯，政府的盈餘因此沒拿來償還短期債務，而是轉向有價值的資產投資。

以債養債而言，太多國家都在做，問題是像星國做的這麼好，從投資中獲得的收益來償債，實在堪稱奇蹟。這不是可以用清廉效率的政治一語帶過，而是透過精密計算與勇於任事的官僚執行，光是此點，亞洲諸國目前無出其右。

總的來說，星港兩地可謂系出同門，既是華人社會為主體，又承繼了英國普通法系統，兩地也有極為相似的產業結構。在20世紀新加坡建國以後，便時常相提並論，以人均GDP來看，大多時間內都是棋逢對手。

97金融風暴後，新加坡受創較深，一度落後香港，2004年李顯龍正式接班，新加坡出現飛耀式成長，就此拉開與香港的差距。原因當然有很多，像是香港過早去工業化，而新加坡仍保有製造業能力等，但雙方政府對未來的規劃與想像也絕對是關鍵。

千禧年以來，歷任港府領導層幾乎都是港英體系的產物，相對保守且暮氣，再加上過分依賴中國市場，難有突破性的政策。港府嚴格奉行財政紀律，近年來年年有盈餘，既不願派錢，卻又無法推出比星國更出色的福利政策，今年的4,000元紅包只能說是向星國學步之舉。

甫上來的林鄭政權，在政府預算編排上，似乎較前任更為「大方」，例如明日大嶼的填海造島計畫，就被批為燒錢政策。本次以「分享經濟紅利」為由，再度全面性派錢，雖然對大多數香港市民來說，真正關心的是房價等議題，但拿人手短，有錢領總比沒錢好。

再加上林鄭政權面對的香港社會更加暗潮洶湧，被壓制的普選聲音、一地兩檢破壞一國兩制、大灣區的融合，都讓香港本土派與民主派日益焦急。為了適度瓦解反對者，並凝聚支持者，港府現在派錢可謂理所當然。畢竟，林鄭也有連任壓力。

新加坡則沒有這種包袱，李顯龍政府秉持李光耀建國時的戰鬥氣息，總是選擇大膽入市，幸運之神也給予眷顧，讓星國一路過關斬將。但舉債畢竟是走鋼索，在可預見的未來，人行黨應會選擇繼續走下去，有沒有可能摔落，端視繼承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