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教父」第2集中有個很棒的場面，由黛安基頓（Diane Keaton）飾演的 Kay Adams-Corleone，抱怨艾爾帕西諾（Al Pacino）飾演的丈夫 Michael Corleone 沒有履行諾言讓他的生意完全合法，並退出黑道。Michael 回應說，他仍在努力進行這件事，並大力向Kay保證：「我會改、我會改的，我知道我有力量去改變。」
雖然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是黑手黨成員，我們仍然有點像Corleone：高估了自己改變的能力。理論上每個人都能改變，但實務上很多人都沒有改變……除了影響我們大多數人的一些有案可稽的改變以外。
例如，大多數人在青春期展現反社會傾向，在成年晚期展現較慢的思維，但這些變化絕非顯示心理上的轉變。相反地，它們類似年紀增長而共有的生理特徵的變化，例如在兒童時期體重增加，而成年晚期體重減少，這發生在每個人身上。同樣地，在個性上也有典型的變化，甚至在五年之內發生。一項有重大影響的研究顯示，我們隨著年齡增長而變得較謹慎、情緒穩定且有自信，但我們的精力和求知慾會在青春期後逐漸降低。換句話說，隨著年齡增長，我們變得較冷靜且成熟，但也較被動且心胸狹隘。
一個較有趣的問題是，絕對的改變是否可能。一個人是否可能在某個年紀時非常內向，但在另一個年紀時超級外向？是否可以從以自我為中心的自戀者，轉變成富有同情心且樂於給予的人？或是從非常聰明，變成令人難以置信地愚蠢？
一方面，不乏著名的案例研究顯示，人們的聲譽（公眾形象）會出現劇烈的轉變。有時，這些改變似乎比較像精心策畫的公關活動，而非真實的心理旅程，例如麥莉賽勒斯（Miley Cyrus）從天真無邪的迪士尼明星變成吐舌甩臀舞者。但其他人確實讓我們很想知道，內在是否產生了較深層的變化。比爾蓋茲（Bill Gates）起先是個典型的電腦痴，然後變成能幹的企業家，再變成冷酷的帝國建造者，最後變成全世界最慈善的人，把他（和他朋友們）大部分的財富捐出。已故的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沒有爭議的道德人物，年輕時傲慢、好鬥且孤僻，但後來以非暴力抵抗路徑激勵了眾人。
然而科學研究顯示，完全改變個性是很少見的。個性有變化時，通常都是強化既有的個性。換句話說，即使我們改變的模式很獨特，但仍是可預測的，我們只是成為自己更擴大的版本。產生這種情況有三種不同方式。
首先，我們傾向於根據自己的個人偏見來解釋事件，這只會強化那些偏見。 舉例來說，悲觀者會把別人模稜兩可的回應意見視為批評，而那些意見又會隨著時間而強化他們的悲觀情緒。樂觀者的情況則相反。
第二，我們會受到和我們的態度與價值觀一致的環境所吸引。享樂主義者會尋求娛樂和愛好玩樂的人，結果又使他們更加重視尋歡作樂。好鬥的人渴求衝突和戰鬥，這會增強他們的侵略性。利他主義者和有同情心的人交遊，花時間幫助別人，從而提高他們自己的同理心和無私的心態。
第三，人們在了解我們之前，會先對我們建立一些印象：他人（包括陌生人和熟人）在無意中對我們的個性做出推斷，以解釋我們的行為，並預測我們下一步可能會做的事。這些直覺評價可能並不準確，但仍然會自我實現（self-fulling），終究成真。隨著時間的流轉，我們改變成別人心目中的那個樣子，在他們的偏見與幻想中所描繪的我們，化成現實，深印在我們的身份形象之中，我們的形象聲譽成為我們的命運。
結果，刻意改變的效果，遠低於我們的期望，正因如此，新年新願望往往不會實現，而且我們長期的幸福程度相當穩定，也往往不太受到極端重大事件的影響（不論是痛苦的離婚或彩票中獎的樂趣）。
當然，有些人比別人更能作出改變。諷刺的是，這些人對於往往很悲觀地認為自己不太可能會改變。的確，神經質、內向、沒有安全感的人比較可能改變，而適應良好且復原能力強的個人比較不易改變。同樣地，樂觀會使人一直懷著虛假的希望和不切實際的期望，因而變得過度自信，並阻礙改變。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改變？自我改變的秘訣相當簡單，只是很難執行。
若要改變，我們首先必須建立自我意識（ self-awareness ），而建立自我意識的最好做法就是取得及相信他人誠實、批評性的回應意見。
其次，我們必須想出務實的策略，專注於可實現的目標，如改變一些具體行為（像是更多的目光接觸、少喊叫、多微笑等等），而不是改變我們個性的主要方面（像是人際的敏感度、同理心和社交能力）。
最後，我們必須非常努力和投入，以實現並保持我們期望的改變，否則很快就會故態復萌。總之，改變需要自我批判的洞察力、不太遠大的目標和不懈的堅持。這意味著必須違背我們的本性，需要非凡的意志力。
所以，在你答應改變之前要仔細想想。如果你試圖改變而失敗了，嗯，其實很多人都跟你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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